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一次旅行，在结束了马德里当代艺术博览会的采访工作之后，我来到马德里的博物馆金三角，开始了自己的行程。位于三角区内的提森·波涅米萨博物馆有着丰富的印象派收藏，我按照博物馆的名录逐一寻找，有些是我听闻过的杰作，有些是同一时期不太熟悉的作品。

我很爱现代艺术这100年，但在那天，面对着满墙的作品，我却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、沮丧。这些作品如此相似，让我失去了观看的欲望。那一刻，我想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，清楚自己为何而画吗？他们真的喜欢自己所归属的流派吗？这些挂在墙上的作品，或许已是艺术家最为重要的作品，但百年之后，观看者却很难把它放在心上。

当一位艺术家决定将创作视为终身职业，便踏上了一条寻找“自定义时刻”的漫漫长路，那个能定义自我的决定性作品，有时很快就能出现，有时却需要一生的等待。

在提森博物馆的参观之后，我经常在采访中向艺术家们询问：如何找到决定性瞬间与决定性作品？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什么？

2016年，上海举办贾科梅蒂的大型回顾展，在和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凯瑟琳·格雷妮尔的采访中，我们聊到了关于贾科梅蒂的决定性时刻。

贾科梅蒂出生在瑞士，到巴黎后师从古典主义的大雕塑家布尔代尔，但创作观念上却没有受到太多老师的影响，很快就被诗人科克托引入前卫的超现实主义团体。20 世纪 20 年代，超现实主义风头正劲，贾科梅蒂得到超现实主义发起者安德烈·布勒东的青睐，迅速有了一席位置，在巴黎和纽约举办了个展。

但如今我们熟悉的贾科梅蒂，却“诞生”于他脱离超现实主义圈子之后。1934年，贾科梅蒂在巴黎的伊伯利特-曼东街租了一间23平米的画室，开始了他孤独的创作。他有意识地疏远了超现实主义，放弃了创作团体所主张的“纯象征之物”，回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对具象主义的探索。贾科梅蒂的行为被超现实主义视作艺术观念上的背叛，他们将他驱逐出了这个团体，随之失去的还有人脉、收入、赞美、展览机会。1934年至1956年，贾科梅蒂几乎没能举办一次展览。

他主动背离了主流，也承担着背离主流的后果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被艺术市场抛弃了，他的孤独和郁郁不得志吸引了巴黎的知识分子，萨特说，在贾科梅蒂的雕塑中，他看到了存在与虚无。

但还算幸运的是，贾科梅蒂最终等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件——《行走的人》。半个多世纪后，这件作品也成为了全世界“最重要的那一件”，并跻身历来拍卖价最贵的艺术品之列。在博物馆、拍卖场或是艺术史的书籍上，贾科梅蒂都是独享空间，他不需要与人为伍，也不会和其他作品挤在一起。因为他既不像其他任何人，也不属于任何派别，甚至没有追随者，他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

当我们回顾贾科梅蒂的往事，好像那个时刻自然而然地总会在坚持中到来。或许只有置身艺术家的创作现场，才能体会他内心所需的坚定与执着，以及郁郁不得志时所经历的煎熬、踌躇与忍耐。两且并非都如贾科梅蒂这般幸运，选择的代价有时极为残酷，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接纳，但这往往是艺术家的必经之路。

那次观展时突然出现的感受，在之后的很多场合都会在我脑海中出现。也许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，它不仅来自于书本、作品，有时属于你自己的东西，其实是在画框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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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/王卉，音频剪辑/译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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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P24 最重要的那一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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